作者 / 林思皓（編輯志工）
想像你是一名老師，備了長時間的課程內容，帶著小五的自然課本站在講台上，台下的孩子興致缺缺地聽你講著：番薯是根、馬鈴薯是莖、蝴蝶小時候是毛毛蟲、蠶寶寶長大變成蛾……；下課鈴響後，孩子一窩蜂地衝出教室外的草地，拿著裝滿水的寶特瓶開始「灌蟋蟀」，興奮地向你分享今天抓到的蟋蟀有多大隻……
「四十分鐘」與「十分鐘」，孩子在哪一段時間學到更多呢？哪一段時間對孩子而言才是「自然課」呢？
在新竹的招募說明會中，TFT第一屆校友徐凡甘以及第二屆校友文國士（國國）向我們分享找尋解答的故事。
沒有學習熱情是我們的文化造成的
在教學現場的老師，無一不絞盡腦汁在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。對此，凡甘在兩年經驗中有很深的感觸，「當時我擔任一到六年級的科任老師。在低年級上課時，孩子總是熱情地回應；在高年級則完全不一樣，孩子就像一個又一個『山丘』，靜默不語。」
於是，凡甘做了一個實驗，向孩子們問道：「如果今天老師不按課本上課，你們想要學什麼？」他得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，「低年級的孩子會說想要玩什麼、學什麼或做什麼；高年級的孩子就悶不吭聲，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。」這令他開始反思現在的教育制度，「為什麼從一年級到六年級，孩子會從學習的主體變成被動的客體？」
「沒有學習熱情是我們的文化造成的。」國國認為在師生日常的互動中，便時常缺乏讓孩子「獨立思考」的機會，因此他會在許多適當的時機反問孩子的想法，透過語言上不同的運用讓孩子自我反思，打破既有文化下的師生關係。
「當學生進辦公室喊報告時，我會問他們：『為什麼要喊報告？』；當學生問我能不能再多吃一隻雞腿時，我會問他們：『你覺得呢？』；當孩子解了一個數學難題後，我會問他們：『誰是你最好的老師？』他們可能會說是國國，我會回：『不是，是你自己！』」國國認為：「既然這個文化是我們造成的，那也要從我們先開始改變。」
單一的學習評量方式，到多元的教學想像
「我們的制度似乎沒有把孩子的學習當成他們的事，以致於做出一個又一個罐頭給他們吃。的確，孩子的營養均衡了，卻失去了自己找尋食物以及鑑賞美食的能力。」凡甘認為孩子的學習動機在這樣單一的「罐頭式教育」中消失，並且變成僅僅在意分數之間的競爭。因此，他透過不同的評量方式，如出一張超過一百分的考卷、將扣分改成加分、以畫圈代替打叉等，希望改變學生對考試的想像。
「當無論都市、農村、漁村或山上都用同一本課本時，這些『偏鄉』的孩子永遠是學習上的弱勢，因為這些都不是用他們的擅長文化寫的。」這樣的「單一性」成了偏鄉之所以弱勢的原因之一，「但就像人有多元智能一樣，這些孩子也有他們的優勢。」
認知到這件事後，凡甘開始將教學與孩子生活中熟悉的事物結合；同時，當他發現孩子們對於環境有高度的觀察力，且甚至能將雨傘骨架做成弩弓時，他毅然決然地帶著這些孩子參加科展。此外，在原住民小學服務的國國也說道，他們的教科書會融入部落的文化，希望藉此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與成就。
「非認知能力」同等重要
除了學科的「認知能力」外，品格與價值觀等「非認知能力」也是教育重要的一環。凡甘回憶，某次聖誕節他特別準備了枴杖糖給孩子，「在我拿出來的時候，我聽到了一個小朋友說：『爛！』接著，又聽到一個聲音說：『蛤，我還以為有什麼驚喜。』」這令剛進去教學現場的他感到驚訝與挫折，「常常大家的善意進來後，在沒有引導孩子的價值觀下，反而可能成了毒藥或副作用。」
國國便非常在意「非認知能力」的培養，「這往往需要透過身教來達成。」他也指出，「自我覺察」對於身教的重要性，「某個夥伴曾經跟我說，他發現自己常常忘記讚美學生。後來，他自己覺察到，這可能跟他從小到大在學業成績表現上很優秀有關，使他不自覺地覺得表現好是理所當然的事。」
同時，國國也舉了自身的例子。他從小是個衝動的人，各種生命經歷總與暴力脫離不了關係，直到遇見了高中老師後，他才開始學習溫柔，也希望將這樣的特質帶給他的學生們，「在每一次與學生的衝突中，我不停地克制心中那個火爆的自己，以溫柔的姿態面對學生。」因此，在這樣的身教下，國國營造了一個正向學習文化的班級。
從體制內出走的旅程
兩年中，在傳統教育體制內遇到了一些問題，凡甘與國國不斷地嘗試新的解決方式，卻也同時體認到許多限制，因此他們選擇在兩年結束後出走至體制外。隨著2014年「實驗教育三法」的通過，凡甘選擇到「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」擔任研究助理，希望繼續推動新的教育形式。NGO「孩子的書屋」規劃成立一所私立實驗教育學校，國國也將擔任「籌畫者」的角色，希望能將他的班級經營理念擴及整個學校。
「出走是為了回來。」凡甘與國國皆表示，體制外的嘗試是為了回應體制內的問題，希望能帶給體制內更多解決之道。在這條前無古人的「實驗教育」路上，他們持著對教育的熱情，勇敢地披荊斬棘，繼續為台灣而教。
